文化大革命老毛任內死了五千萬人，周恩來處逆境對毛澤東無可奈何，而處各方交衝之時，心中十分痛苦。「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黨和國家的開國功臣被打倒、被批鬥，周恩來痛心疾首，他的心在流血。雖然他身為國務院總理，但他深知，憑自己的力量是無法制止這場動亂的，自己所能做的，就是盡最大的努力，多保護一些被打倒的黨和國家的棟梁之才。一旦條件成熟，立即讓他們回到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上。
劉涇山、時學軍、張偉，1993，"用人篇－用人"，《周恩來的管理藝術》，新新聞文化，台北，p.48。
不失時機用英才，這裡的「時機」，既包括「時勢」，又包括一個人「風華正茂」之「時」。所謂「時勢造英雄」，是說的形勢需要某種人才，而這種人才又恰逢其時，便可以大顯身手，「方顯出英雄本色」。對於一個人來說，他縱然才華橫溢，也並非終其一生，始終如一，不失時機用英才，就是要居於當其「風華正茂」之「時」，委以重任。
人家風華正茂，才華橫溢之時不用，等到耄耋之年，智盡才竭，想用也為時已晚。周恩來歷來反對論資排輩，就是因為，這樣排來排去，鬍子都等白了，原有的才幹也衰退了，豈不是誤才誤國之舉嗎？
劉涇山、時學軍、張偉，1993，"用人篇－用人"，《周恩來的管理藝術》，新新聞文化，台北，p51。
「信而不疑」是一種強大的凝聚力。因為信任從來都不是單方面的，你給別人以信任，才能換來別人對你的信任；你的信任有多深，別人報以信任就有多深，這種以信任換回信任，從而達到相互信任，就成為一種凝聚力。
周恩來作為一個高層管理者，他對下屬的不可動搖的信任所形成的強大凝聚力，是沒有什麼力量能消解得了的。「信而不疑」又是一種深層的激勵力，古代封建士大夫中有所謂「士為知己者死」的說法，剔除其中的封建糟粕，仍然可以從中領悟出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只有管理者真心實意地信任你的下屬，下屬才有可能全心全意地為你負責，全身心地去完成你交給他的任務。
當然，對一個人的不可動搖的信任，是以對這個人的透徹瞭解作為前提的。「信人」必先「知人」，不「知人」就去「信人」，這種信任是盲目的，而且是危險的，因為不知人而信人，就有可能輕信了不該信任的人，甚至小人、壞人，這就不是「智」，而是「愚」了。
周恩來從不輕信一個人，他「信而不疑」的，都是他透徹瞭解並經歷過嚴峻考驗的人。正因為他知人知得深，才能夠信得篤；也因為他知人知得深，看得準，信了值得信賴的人，所以被信任的人總是沒有辜負他的信任。
劉涇山、時學軍、張偉，1993，"用人篇－用人"，《周恩來的管理藝術》，新新聞文化，台北，p55。
有句老話，叫做「創業用人才，守業用奴才」。這句話在封建時代也許是適用的，因為封建帝王打得天下也就大功告成了，而以手工工具為技術基礎的封建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缺少競爭，發展緩慢，「守」這種「業」並不需要開拓型人才。
到了資本主義時代情況已有所不同。資本主義是商品經濟的社會，競爭激烈，一個企業要在激烈的競爭中求得生存和發展，必須選用開拓型、創新型人才。所以一些精明的西方企業家，為了企業的常盛不衰，寧肯高薪聘請有才能的人，也不用平庸無能的親屬。
社會主義事業是開創性的事業，更需要開創型的人才來承擔，來完成。所以，不要老是把那些有真才實學，善於獨立思考，勇於改革創新的人看成是「不穩當」、「靠不住」的人。這種人才觀，實在是與改革創新的時代節奏格格不入的，周恩來不要循吏的呼聲，就是樹立新型人才觀的基礎。
劉涇山、時學軍、張偉，1993，"用人篇－用人"，《周恩來的管理藝術》，新新聞文化，台北，pp.57-58。
能夠以栽培人才的方式，讓人才有表現的機會，就是真正老大的氣度。
「1930年7月，周應邀向蘇聯黨代表大會發表講話－這是少有的榮譽，而且是第一次給中國人以這種殊榮。……一位同志回憶說，『史達林對他非常欣賞，讚揚他在處理軍事和情報工作方面的一貫優良成績，並誇獎他的才能和政治眼光。』……俄國人指望他在9月在上海舉行的中央委員會會議上改組中國黨的領導。瞿秋白正在籌備這次會議，但沒有周，……瞿是會議主席，而周帶著他的一貫特性成為第二把手。」
關於這次會議中周恩來的表現，聶榮臻元帥回憶說：「恩來是這次全會的實際主持人，但他很謙虛，總是把秋白推到前台，讓他主持會議，做報告，發表結論性意見。因此，三中全會使瞿秋白同志成為黨中央實際上的主要領導人。恩來這種沒有個人私心的謙讓精神，令人欽佩。」
劉涇山、時學軍、張偉，1993，"用人篇－用人"，《周恩來的管理藝術》，新新聞文化，台北，pp.60。
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舉行的遵義會議上，周恩來「坦白承認了包括自己在內的領導們的戰略錯誤。」不等別人說話，周就接著建議毛澤東接管紅軍領導權，他本人退出軍事委員會。韓素音寫道：周坦率地告訴同志們，毛澤東的觀點正確，我們應當聽他的。
自古以來人們就知道，一個好的管理者應該是選賢任能而不是妒賢忌能。即使是剝削階級的管理者，為了整個階級的利益，也能夠程度不同地做到選賢任能，反對妒賢忌能。但是，剝削階級的階級侷限性，為他們的「選賢任能」設置了一道最後的界限，不能超過自己！這一點，即使是那些最善於用人的傑出人物也不能例外。
事實上，他們一方面愛才，另一方面又怕「才」，怕駕馭不了比自己更有才能的人，從而危及到自己的統治地位，周恩來超越了這種侷限性。如果說選賢任能還是妒賢忌能，是一個好的管理者還是壞的管理者的顯著區別，那麼，歡迎更有才能的人超過自己還是不允許這樣的人超過自己，則是一個偉大的管理者和平庸的管理者的試金石。
周恩來用他一生的實踐表明，他總是滿腔熱忱地歡迎別人超過自己。
劉涇山、時學軍、張偉，1993，"用人篇－用人"，《周恩來的管理藝術》，新新聞文化，台北，p.62。
政治行為不為民粹，不為己私，有為有守，觀乎阿九政權令人失望。
1952年，在莫斯科，周恩來在審閱準備提交蘇聯政府討論，以便供援助的「一五」計畫（草案）及總說明等幾本小冊子時，發現一份數字核對不上。他當即在電話中嚴厲批評了計畫綜合工作的同志：「像這樣的差錯和疏忽不能允許！一個年輕人要對自己經手的工作，絕對地負責任。」
第二天，周恩來來到代表團駐地看望大家。在午餐桌上，他親自斟滿兩杯酒，走到昨天批評過的那位同志面前，遞給他一杯，慈愛地說：「昨天我批評了你，以後要細心一些嘛！不要把這麼重要的數字搞錯！來，現在我敬你一杯酒，祝你今後工作得更好。」就這樣，一席話，一杯酒，一下子就緩和了一天前那件不愉快的事情造成的緊張沈悶的氣氛。
劉涇山、時學軍、張偉，1993，"用人篇－勵人"，《周恩來的管理藝術》，新新聞文化，台北，p.71。
據說，在「文化大革命」人妖顛倒的時候，耄耋之年的毛澤東，在「四人幫」緊鑼密鼓掀起批「周公」，揪「現代大儒」，把矛頭直接指向病入膏肓的周恩來的情況下，曾經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反周民必反。」不久，周恩來逝世。
果然，全國億萬人民群眾痛悼「人民的好總理」，奮起反擊「四人幫」的倒行逆施，終於導致其徹底垮台，歷史向這位素以高瞻遠矚著稱的戰略家，表示了最後一次的尊重。
劉涇山、時學軍、張偉，1993，"用人篇－勵人"，《周恩來的管理藝術》，新新聞文化，台北，p.83。
周恩來有時非常計較「小事」，一分錢、一把糖、一包雞毛菜，……總而言之，他不佔公家一丁點兒便宜。在他身邊工作的同志見怪不怪，久而久之，耳濡目染，潛移默化，也都養成了廉潔奉公、不貪便宜的良好品質，可見，「小事」的作用不小。
劉涇山、時學軍、張偉，1993，"用人篇－勵人"，《周恩來的管理藝術》，新新聞文化，台北，pp.144-145。
到處有四人幫，台灣阿九幫當紅，台灣國鄉親要能保護為台灣建國犧牲的人物。
「四人幫」被粉碎之後，有一次，義大利著名記者奧林埃娜．法拉奇問鄧小平：「在中國有這麼一個人，他在任何時候都沒有被打倒過，這就是周恩來總理。」
鄧小平意味深長地說：「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就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減少損失作用，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
沒有周恩來的「中和」作用，林彪、江青的觸角就會伸向一切領域，那不知要死多少人，國家財富將會蕩然無存。在毛澤東冷靜時，周恩來極力進言；在被迫害的老帥們過份衝動時，他也能勸他們講究點策略，不要魯莽從事。他是真心實意救困扶危的，在那樣的特殊條件下，他只能如此，也唯有如此，才對人民有利。
劉涇山、時學軍、張偉，1993，"用人篇－協調"，《周恩來的管理藝術》，新新聞文化，台北，pp.149-150。
為顧全大局作正確的判斷。
周恩來告訴他們，「西安事變」抓住蔣介石，不同於10月革命逮住克倫斯基，也不同於滑鐵盧擒拿了拿破崙，前者是革命勝利的結果，後者是拿破崙軍事失敗的悲劇，現在蔣介石雖然被抓住了，可是他的實力並沒有受到損失，在全國抗日高潮的推動下，逼蔣抗日是可能的。現在大敵當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正嚴重地威脅著我們國家民族的存亡，我們要愛國，就要從國家民族的利益考慮，不計個人私仇。
劉涇山、時學軍、張偉，1993，"用人篇－協調"，《周恩來的管理藝術》，新新聞文化，台北，p.152。
一天，周恩來在上海和陳毅、白楊等談話時，一位同志熱情地說：「總理，您給我們寫一本書吧！」周恩來笑了笑，很明快地說：「如果我寫書，就寫我一生的錯誤。」又風趣地說：「這可不是盧梭的《懺悔錄》，而是要讓活著的人都能從過去的錯誤中吸取教訓。」
1965年元旦下午，周恩來在百忙中抽出時間接見文藝界人士。在座談中，有位同志談到想請總理看看《八一風暴》時，周恩來卻微笑著反問：「聽說那個戲還涉及到我？你們為什麼不寫我的錯誤呢？沒有和農民運動結合嘛！」「我那次領導失敗了，又不批評我，我就不看。」
周恩來是人，不是神。他一生中有過失誤，也犯過錯誤。但他襟懷坦白，嚴於律己，對自己的缺點和錯誤從不隱瞞。大一點的錯誤，他真心誠意地做檢討；對小的錯誤，他也不敷衍了事。
劉涇山、時學軍、張偉，1993，"用人篇－律己"，《周恩來的管理藝術》，新新聞文化，台北，p.201。
周恩來有個未出五服的堂兄。抗戰時，曾幫助中國共產黨建立電台，後仍留在鐵路系統工作。1953年，因歷史問題和經濟問題被判刑勞改，有關部門知道後，想給以照顧，周恩來不同意，說他有舊思想，應該在社會上好好鍛鍊、改造。
周恩來給親屬規定了「十條家規」：
一是，晚輩不准丟下工作專程來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順路時去看看。
二是，來者一律住國務院招待所。
三是，一律到食堂排隊買飯菜，有工作的自己買飯菜票，沒工作的由總理代付伙食費。
四是，看戲以家屬身份買票入場，不得用招待券。
五是，不許請客送禮。
六是，不許動用公家的汽車。
七是，凡個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別人代辦。
八是，生活要艱苦樸素。
九是，在任何場合下，都不要說出與總理的關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是，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
劉涇山、時學軍、張偉，1993，"用人篇－律己"，《周恩來的管理藝術》，新新聞文化，台北，p.205。
他時而同林彪、「四人幫」針鋒相對，時而有利、有節地部分忍讓，更多的時候，他以沈默表示自己的抗爭，在忍辱負重的苦苦周旋中，等待歷史的轉機。
林彪、江青一夥幾乎在每次會議上都對周恩來進行集體圍攻，出難題，找岔子，羅織罪名，無限上綱，搞無休止的糾纏，這對周恩來不能不是一種極大的精神折磨。但是，周恩來忍辱負重，始終堅守崗位，絕不給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以可乘之機。對於這一點，不僅許多一般的同志不理解，甚至有些與他並兼戰鬥了幾十年的老戰友，當時也不完全諒解。
譚震林曾在「二月抗爭」中反擊江青的一封信中不解地表示：「總理，已被他們整得夠嗆了，總理胸襟寬，想得開，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時？」
對於同志的誤解，周恩來不做任何解釋，而是一如既往地向著自己認定的目標頑強地走下去，他堅信人民和歷史最終會理解自己的。
劉涇山、時學軍、張偉，1993，"用人篇－自制"，《周恩來的管理藝術》，新新聞文化，台北，p.202。
結語：
阿九當政會引發許多私利現象，就是吃相難看，他還是會行事自若，不理會台灣國的選民，只是我們這些付稅的人心有不甘，會不會起而抗衡，須等待適當能量，我想Ｅ世代的力量漸漸興起，未來四年（2008~2012）會有網路整合的現象，本會台灣聖山運動，一腳一腳穩定前進，要成為台灣建國的動脈，凡我同修宜修持台灣神道，不懼不憂，台灣神與我們同在。
(撰於20080714)
作者為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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