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20日 星期一

鹿窟事件─從記憶中消失的村落

轉載 source: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鹿窟事件─從記憶中消失的村落


(photo source: ZCLin's Blog

1952年11月25日,保密局破獲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台北市委會」電器工人支部案,從該部書記─「溫萬金」日記中,研判石碇、九芎、十分寮一帶可能藏匿「武裝基地」。經局長毛人鳳報告後,蔣介石下達「肅清武裝基地」指示,由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台北衛戊司令部及警方配合保密局統一行動。於28日深夜,由保密局偵防組組長─「谷正文」指揮,動員軍憲警特上萬人,包抄鹿窟山區。

29日曉光初露,摸黑出門的農民、礦工上工途中紛紛被捕,拘禁於鹿窟菜廟(今光明禪寺),村民被關在4坪不到的廂房中,只能勉強蹲坐。寒夜中,充當刑場的正殿並不時傳來淒慘的哀嚎聲。逮捕行動直到1953年3月底始結束,不僅鹿窟、玉桂嶺、瑞芳等地農民及礦工數百人被捕,還牽連多名左翼知識份子,及活躍的工會領導人,影響地域遠及土城、三峽、海山等地,形同清鄉滅村,且未經對質查證,即以刑求逼供,由所得自白或他人供詞,逕自定罪。

1998年,張炎憲主持「鹿窟事件調查研究」指出,計有35人遭槍決,98人被判刑入獄,其中連未成年的兒童亦未能倖免,如受害人廖水源,當年還不到3歲,不分青紅皂白,全被抓起來,父親廖文忠,在嚴刑逼供下發瘋,讓他一生飽受家破人亡之苦。陳久雄當年只有13歲,在上學途中,被抓到菜廟毒打,最後被管訓7年,至20歲才被釋放。王文山當年才15歲,卻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還有一些未被逮補的未成年男女,卻被送至保密局,淪為長官幫傭、雜役,或脅迫擔任特務爪牙執行監視、舉報等工作,泯滅人性,荒謬至極。

鹿窟,位於石碇與汐止、南港交界海拔600多公尺的山巔,天晴可遠眺台北、基隆,對外交通極為不便。當年鹿窟約有200多戶人家,以種植包種茶及擔任礦工為生,大都是目不識丁的─「青瞑牛」,一句完整的北京話也不懂。鹿窟事件源於1949年,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蔡孝乾」,指派陳本江等人上山建立「北區武裝基地」,殷實憨厚的村民,根本搞不清楚這些懂北京話、識字的都市人,在山區做什麼,殊不知,大禍已悄悄降臨。

根據當年官方資料,所謂火力強大的「武裝基地」,只是─「老舊的駁殼槍1把(配置2發子彈,其中1發還無法擊發),粗造的土製手榴彈165枚,土製地雷7顆,炸藥2包,雷管1束,手銬1副」。1995年,谷正文在口述回憶錄─「白色恐怖秘密檔案」中,坦言─「據我個人的看法,這些武裝基地,實在是毫無武裝規模可言」,並對基地中搜出的紅旗,極盡嘲諷的譏笑─「連星星有幾個角都畫錯了」。但在保密局浮報邀功及蔣介石恐共心態下,遂把案子做大,村民全遭栽贓入罪。反倒是,始作俑者蔡孝乾,早在1950年被逮捕自新,並歸順效力國府,最後還官拜國安局少將參議副主任,享盡榮華終老,另核心幹部陳本江、廖媽福不但臨陣逃脫,最後還因向當局自新,協助破案有功而無罪開釋,然最無辜的村民卻被擴大株連而痛苦一生。

張炎憲認為─「鹿窟事件應該用兩個層次來看,一是逃入山區懷抱社會主義理想的青年,一是無辜的村民,但是國民政府將全村的人都抓起來,是權力暴力,且不具武裝基地規模就判死刑槍決,也是違反人權的行為」。

鹿窟村在案發後,已被強制改名為光明村,另玉桂村僅剩6戶,也在1973年併入豐田村,從此,這兩個村落就在鹿窟人的記憶中消失了。由於大部分壯丁都被處決或入獄,倖存者則有如「驚弓之鳥」紛紛遠離,讓原本以產茶著名的汐止、石碇一帶山區,頓時由翠綠的茶園變成了荒原,自此,一蹶不振,也讓茶葉向更後山遷移,意外造就了今日坪林─「包種茶」在台灣的重要地位。

(作者為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光唐,撰於2010/12/15)

沒有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