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琳淞寫的「馬英九這個人」一書,整理出阿九的性格,未來這種幕僚人物,會把台灣撞出一個大洞,好讓中國主人能很快一統台灣。
馬英九適合做一位幕僚,因為他慣於服從權威、聽命上司指示,一旦獨當一面,他常亂了方寸、失去方向,喪失意志決心!
馬英九適合當一位裁判,因為他面對他人時總是嚴格執法,一旦投入賽事,他的能耐卻常常通不過比賽規則的考驗!
馬英九適合當一位演說家,因為他的外貌與聲音容易讓人迷惑,以為他說到就做到,一旦具體實踐,他說得越多,沒做到的也越多;甚至,謊言被拆穿,還能贏得一些同情!
也許,馬英九還適合扮演其他角色,但他絕對不適合擔任一位領導人。
彭琳淞,2007,《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
1981年7月馬英九學成返國,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的高官waiting for him等他好幾個月了,真權貴是也。
【馬英九小檔案】
1950年7月 出生香港
1951年10月 自香港來台
1965年 考進建國中學
1968年 考進台大法律系法學組
1972年6月 台大畢業
1974年2月 考取國民黨中山獎學金
1974年8月 赴美留學
1976年2月 取得美國紐約大學法學碩士
1976年9月 進入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1981年3月 取得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1976年2月至1981年春 《波士頓通訊》主編2年、主筆3年
1981年9月 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
1982年1月 兼蔣經國總統英文秘書
1984年6月 出任國民黨副秘書長
1986年6月 通過公務人員甲等特考
1988年7月 行政院研考會主委
1991年6月 行政院陸委會副主委
1993年2月 法務部長
1996年6月 行政院政務委員
1997年5月 辭政務委員
1998年12月 當選臺北市長
2002年12月 連任臺北市長
2005年8月 當選中國國民黨主席
2006年12月 卸任台北市長
2007年2月 辭國民黨主席並宣布參選2008年總統
2008年3月 當選中華民國在台灣國的中華民國總統
彭琳淞,2007,”馬的出身-黨國之子!”,《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17。
國民黨的愛國行為,亦是一種輔導的學生運動。
1972年9月29日「中華民國」與日本斷交。9月間,台大等幾所大學學生群情悲憤,也發起幾次學生抗議行動。當時已自台大畢業等待入伍的馬英九,也參加了9月17日機場蛋洗日本特使事件,及日本大使館前的靜坐行動。隔天,《英文中國日報》刊登的抗議活動相片,清楚看到馬英九高舉抗議海報的畫面,直至今日,馬英九也還對此引以為傲。
……9月17日派椎名特使來華訪問(按:指日本派特使來台),以期對我們有所解釋。當時我政府可能是不便拒絕,同時也想讓椎名來看看我們的民心士氣。可是由於學生最為敏感,台大學生豈能沒有表示,當然要率先發動有所作為,於是給我們訓導人員與軍訓教官帶來莫大的難題;……9月14日起,……訓導長和我(按:當時台大總教官王承萃)在兩天之內幾次折衝,原想讓他們改在校內活動,以免影響機場秩序,社會治安也使人擔心。最後教育部卻同意這個行動,於是我們幫忙學生策訂行動計劃,發佈新聞,規定一些細節事項。……原定12時出發到機場,臨時傳聞椎名會提前到達,於是兩部校車滿載著穿著制服的學生於10時45分開出校門,11時30分到達機場(按:指當年國際機場台北松山機場)。……此時各校及民眾團體也先後趕到,合共不下1,500餘人,……。訓導長和我只好在一旁默默的觀察,行動不越軌就是最大的希望。……事後我們吹哨音集合,全體學生上車,檢查人數一個不少,才放心下來。當時還有一個團體來邀我們到大街上去遊行,為我們所拒。回到學校,已是14時40分,大家都空著肚子,沒有一個人喊餓。其實在機場時,教育部曾指示學校派人送來大批的點心,卻為學生們所拒絕,……9月29日……中(按:指中華民國)日正式斷交,……訓導人員與教官遵照上級指示盡可能不要學生在校外活動,但學生群情激昂,……教育部蔣彥士部長輾轉指示「希望有秩序有限度的情形下實施」,……60人分10組,內八組每組五人,中華路與火車站兩組,每組10人,……學生每組派出教官一人,……同學們精疲力盡,我們適時開來兩部校車,……(教育部軍訓處,《學生軍訓50年》頁396至400,1978年,幼獅文化。)
這是當年台大總教官王承萃,對1972年9月間那波學生抗議日本行動過程的事後回述。
上述學生抗議行動,就是「愛國青年」馬英九當年所參與的「學生運動」;而包括「國民黨知青黨部」在內的校園控制機制,就是這樣在「輔導」著學生運動。
彭琳淞,2007,”馬的出身-黨國之子!”,《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p.24-25。
一路順從國民黨的指示辦事,內心很感激的為黨奉獻,其相等的報酬則相當豐厚。
其實,馬英九在美國留學時,還有另一場重要的「遊行經驗」!
也是美國時間,1978年1月28日,天氣非常冷,天空也飄著雪,波士頓台灣代表處前出現400-500名群眾聚集,他們在抗議國民黨政府專制、獨裁及選舉不公。因為,前一年11月19日,台灣選舉時發生了「中壢事件」。
這天,馬英九也出現了,但他不是來參加抗議的。
這場抗議國民黨政權的遊行,主要參與者是台灣留美學生與台僑。在台灣白色恐怖氣氛籠罩時代,為避免曝光而給自己及在台灣的家人帶來困擾,當時的參與者幾乎都戴上面具,現任副總統呂秀蓮也在抗議學生隊伍中。那場遊行領導者是陳重信(現任行政院環保署長),擔任糾察維護的是張啟典(曾任哈佛大學醫學院教授),他們都在哈佛就讀,當天則沒有戴上面具。
「愛國學生」馬英九出現了,他沒有跟著大家喊口號,而是偷偷地拿起相機對著參加者拍照。馬英九的角色,在波士頓的台灣留美學生們十分清楚,陳重信與張啟典上前勸阻:「馬英九,你不要再照了,這樣對大家都不好。」這時,馬英九才走開!
但遊行結束,當大家拿下面具準備離開時,馬英九竟又回到現場對著參與遊行的人拍照,學生不滿上前驅離,也拍下馬英九的身影(見《新台灣新聞週刊》第393期,2002年9月20日)。
彭琳淞,2007,”馬的出身-黨國之子!”,《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p.32-33。
愛黨國的青年阿九,成為判官,輕輕一揮……
跳脫國民黨「職業學生」與「校園特務」的身份爭議,撇開是否親自涉入黑名單的構陷,馬英九在成為「愛國青年」的同時,誠如其在《自述》中的坦言,他是以「感激」黨國栽培的心情,積極投入「對敵作戰」。
只是在這場戰爭中,當年許多台灣學子因批判國民黨政權,而被列入黑名單長期無法返鄉。在馬英九「學成返國」進入政府工作時,他們卻被迫長年與家人離異,許多人在台灣民主化後,幸得返台,但父母已年邁,也有許多人卻是未能及時見上最後一面,善盡孝道。
彭琳淞,2007,”馬的出身-黨國之子!”,《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44。
當了官,成為蔣總統身邊的寵兒,小心謹慎的態度得到阿國的信賴。
做為蔣經國身邊的幕僚,馬英九也參與相關準備工作。馬英九最愛提到他與蔣經國間有關「戒嚴法」的對話。
有一回,蔣經國問馬英九「戒嚴法」(martial law)的意義,他便找出《大英百科》等多項參考資料向蔣經國回報,告訴他「戒嚴」的英文意義就是「軍事管制」、「沒有法律」,國際對此普遍抱持惡感,蔣經國驚訝地回說:「我們沒有這樣啊!」、「台灣被誤解了」。
馬英九認為,自覺被「誤解」的蔣經國,就因倆人間這場有關「戒嚴」的詞彙探討,而決定解嚴,洗刷污名!
提及解嚴,馬英九也一定會告訴大家下面這個故事:
……我們也在經國先生身邊學會了一些非常開放的做法,譬如,經國先生宣布解除戒嚴之後,當時的新聞局長張京育先生提出一個問題:解除戒嚴後新聞局原來的言論檢查工作還要不要做?經國先生笑著說:「我要解嚴,當然要越來越寬,而不能越來越嚴,否則人家會說,我們換湯不換藥,所以當然是應該越來越寬。」這樣的態度,今天說來很容易,但當時卻有著非常大的震撼力。……這些指示也成為後來民主改革的基調……。(<專訪馬英九:蔣經國開放大陸探親前後>,《鳳凰週刊》總第123期)
馬英九的這些故事,其實也再次說明,開不開放?開放的幅度?所有的改革基調,完全決定於蔣經國一個人。
彭琳淞,2007,”馬的腦袋-封建!保守!”,《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p.48-49。
阿九的主張一向保守,以大中國一統的殖民觀點,有其想法。
換言之,馬英九雖主張應該進一步開放,但並不認為台灣戒嚴禁止組黨、辦報等,有礙民主憲政的發展;甚至認為,民主憲政的發展應有社經條件做基礎,因而肯定國民黨政府弘揚憲政的步調。顯然,馬英九的態度,表面開明,實為保守。
彭琳淞,2007,”馬的腦袋-封建!保守!”,《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51。
偉大領袖阿國先生比其老爸有良心,不過對於台灣的眷戀,還是自以為是的中華民國之虛幻國名,但是「反共」、「反獨」則不可變,現在倒是阿九一反阿國主張而把反共成親共。
蔣經國也許想洗刷「戒嚴黑鍋」的污名,才決定解嚴。但因應解嚴所制定的「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人民團體法》與《集會遊行法》,卻成了國民黨開放組黨後所劃上的「紅線」。
而且,解嚴並不是全面開放,因為解嚴後「動員戡亂」體制依舊存在,諸如《懲治叛亂條例》等特別法制,還是可以用來箝制人民行為。
1986年10月7日蔣經國向葛蘭姆透露即將解嚴時,他已清楚表示,解除戒嚴並不表示台灣海峽的局勢已經緩和,同時指出未來組黨結社的三條件:「承認中華民國憲法」、「堅決的反共」與「不能從事分離主義活動」(見《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一):從戒嚴到解嚴》頁440之註三及註四,2000年,國史館)。
在「戒嚴黑鍋論」裡,馬英九的眼中,看不到在戒嚴下台灣人權與自由所遭受的迫害,當然也就無視那些前仆後繼、為民主自由打拼者的奉獻與苦難!
在「戒嚴穩定論」裡,馬英九選擇站在當權者角度辯解,將國民黨拒絕民主憲政的獨斷,解釋為配合社經發展條件成熟所做的明智決定。
在「解嚴勇氣論」裡,執政黨「承認反對黨地位」、甘冒「政權可能被取代的後果」,馬英九眼中只有蔣經國的勇氣,只有執政者的恩賜與施捨!主權在民,始終為這位法學博士所忽略!
或許,我們就能理解,馬英九在聽到蔣經國宣布即將解嚴時,會有股莫名電流通過全身,十分激動,卻對當時黨外人士不畏生命安全的解嚴呼聲,毫無反應。
彭琳淞,2007,”馬的腦袋-封建!保守!”,《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p.53-55。
李登輝總統,有台灣人的良心,善用民間的力量以反制國民黨內的專制,修憲則是神來一筆,但是自行組黨之後,就喪失全民精神領袖的意義,真是可惜。
三月學運,是李登輝的壓力,同時也是助力。國民黨內非主流派另推候選人因此知難而退,國大濫權也受節制,李登輝在資深國代支持下當選總統,化險為夷。六月底至七月初,李登輝實現對學生的承諾,邀集朝野與學界人士,於台北圓山飯店召開國是會議。
國是會議的召開,是李登輝試圖吸納反對力量進入體制的一種手段,也是將反對力量轉化為民主改革助力的機會。
彭琳淞,2007,”馬的腦袋-封建!保守!”,《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67。
阿九一路走來始終以國民黨黨國一體為本,真是忠黨愛國之人。
1988年全力為國民黨充實國會方案辯護的馬英九,對於有人建議以「修憲」達到全面改選目標,曾搬出「修憲要慎重」、「修憲易導致政局不安」的理由來反對。兩年後,當時用以反對全面改選的理由,又被馬英九拿來反制憲,這個時候,不利政局安定的不再是「修憲」,而是「制憲」。
馬英九說,制憲就是毀憲,那長達38年的戒嚴時期,《中華民國憲法》被凍結,民主憲政被架空,難道就不是毀憲?馬英九卻是一句「戒嚴讓國民黨背黑鍋」,就想輕輕帶過。
馬英九說,制憲將造成國際人格的斷裂。但是,世界上許多國家(好比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曾制憲多次,其國際人格也從未出現問題;相反地,《中華民國憲法》在馬英九口中一日未曾中斷,但1971年聯合國2758號決議,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憲法》未變,而「中華民國」的國際人格卻明顯出現了斷裂。
在修憲與制憲爭論上,修憲者主張憲法如大樹,視需要修剪枝葉即可;制憲者認為與其身著「大衣」(指依大中國需要而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修修改改,不如訂做一件完全合身(指合於台灣之需)的衣服。
然而,套句俗話說,修憲與制憲「有這麼嚴重嗎?」
說它不嚴重,是因為修憲或制憲,只是選擇憲改「程序」的不同而已,一般社會大眾,也未必能理解這些深奧的法律用語。但說它嚴重,關鍵在我們是否要一部符合台灣現實之需的憲法,而「制憲」正是這樣的一種選擇。
當時,也有人主張制訂《中華民國基本法》,這也被視為制憲的一種,也就是主張凍結馬英九心目中最好的《中華民國憲法》,另依台灣現實之需制訂《基本法》,這與馬英九主張的「不修《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另增修條文」的作法,大同小異,但也不為國民黨及馬英九所認同。
其實,馬英九的「制憲動亂說」、「制憲不易形成共識」等,根本危言聳聽。馬英九在意的,真正反映在他的「國際人格中斷說」的謬誤上,他擔心的是「中華民國」四字不見了,他擔心的是「五權憲法」法統不見了,他更擔心的是以台灣民意所制定一部符合台灣現實的憲法,意味著「放棄大陸主權」,將使中國失去與台灣的「連結」。
原來,「大中國法統」才是「修憲/制憲」爭議中馬英九的終極關懷!
彭琳淞,2007,”馬的腦袋-封建!保守!”,《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p.72-73。
台灣之子李應元落魄的太難看了,台灣之子的下場就是不一樣。
1981年7月,馬英九「學成返國」,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的「高官」位置已等他好幾個月了!
也許,包括馬英九在內的當年參與《波士頓通訊》撰文與編務的「愛國學生」,以及其他類似的國民黨忠貞學生,的確有人放棄了優渥的機會,回台表現其愛國心。
但那些沒有回台灣的學子,難道就是為了高薪、汽車與洋房而滯留海外?
當然不是。許多人是因批判國民黨、主張台獨,而在「黑名單」政策下沒法回台,無法用他的方式來「愛國」-愛台灣;而包括馬英九在內的所謂忠貞國民黨學生,他們海外留學期間,都是這黑名單蒐集網路的重要參與者。
也是哈佛校友、2002年與馬英九一起競選台北市長的李應元,就是黑名單受害者之一!
李應元,當年馬英九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時,他在該校攻讀碩士。1981年,他取得哈佛醫管碩士,1988年取得北卡羅來納大學醫療經濟學博士,並任教於南達科達大學。1989年,獲得台大聘書,卻因名列黑名單而無法返台任教。
彭琳淞,2007,”馬的腦袋-封建!保守!”,《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p.84-85。
宋楚瑜比阿九有良心。
林山田與宋楚瑜協商達成一項共識:「使用非暴力方式實現和平政治主張之行為,不構成刑法之內亂罪」。雙方寫下共識,各自帶回徵詢內部意見,分手時已是清晨五點了,宋楚瑜表示上午九點回覆。聯盟則推派陳師孟全權處理,一旦國民黨高層同意,聯盟將停止一切抗爭活動。
雙方分手不久,當天清晨即因郝柏村與施啟揚的反對,原先「共識」因此作廢。
對於馬英九那天的「作為」,陳師孟事後指出:
……馬英九卻一再將人民團體組織法納入一併討論等技術性問題杯葛協商,甚至說李應元、陳婉真、郭倍宏的黑名單都只是「司法案件」,其保守心態與毫無人權概念的本質表露無遺。……馬英九當時最愛講的立論就是,廢除刑法100條後,可能會發生所謂「和平內亂罪」,他認為可能發生「宮廷內部的挾持,沒有流什麼血,因為他本身就是有權力的人,毋須使用暴力,只要講幾句話也許就有效果」,足見馬英九毫無民主概念,完全停留在宮廷政治的思維……。(《中央日報》1998年11月6日第20版(大台北))
……在當天的馬拉式協商中,宋楚瑜的表現超乎「我們」想像的開明,很誠懇的聽取學者的意見,馬英九卻一再阻撓宋楚瑜接受「我們」的看法,協商談到一半馬英九還把宋楚瑜拉到一邊溝通,可以說馬英九是該次協商過程最大的阻礙……。(《中國時報》1998年11月6日第18版(台北都會))
十分清楚,在這兩次會談中,不論原因為何,馬英九的確是阻礙將「內亂罪」構成要件明確化為「暴力、脅迫」的人!
彭琳淞,2007,”馬的腦袋-封建!保守!”,《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p.92-93。
刑法100條-誰都沒主張台獨的自由,還真的要命。
在象徵台灣言論自由最後緊箍咒的《刑法》100條的修廢戰役中,馬英九又站在言論自由的對立面。
馬英九是因「法匠」習性,而在協商中出現干擾?還是,根深蒂固是中國人的他,內心對台獨言論強烈反對?
……「民進黨」要求改革國會結構、主張省市長民選,甚至要求總統民選,雖與執政黨的立場觀點不同,但這些問題尚非憲法基本秩序問題,或有討論的餘地,而主張台獨即主張分裂國土,當然牴觸憲法基本秩序,任何政黨均無提出這種主張的自由……。(《聯合報》1987年11月14日第二版)
這是馬英九在台灣解嚴(1987年7月15日)後的一次談話。在此,馬英九說得十分清楚:「誰都沒有主張台獨的自由」!
彭琳淞,2007,”馬的腦袋-封建!保守!”,《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p.96-97。
阿九的恐慌症發作暴露其以中國為祖國的奴才行為,不相信台灣人民,害怕台灣人的全民自決。
時序拉回1979年,我們找到馬英九相關的態度:
……台獨另一個口號-自決派的「人民自決」的主張-雖然比「獨立建國」有更大的說服力,一個「如何執行」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事實上,在世界民主運動史上,除了在瑞士一個幾萬人的小邦曾經真正實施「公民投票」外,絕大多數的「公民投票」(比如外蒙古宣布獨立的公民投票有99%的投票率)都是騙人的把戲。至於「國際監督」,更是天真!那一國敢於冒著激怒中共的危險出面「監督」台灣的「公民投票」?……(<以「機會均等」代替「多數統治」>,1979年三月《波士頓通訊》第87期。見《留學生的十字架》頁212,1982年,中時。)
彭琳淞,2007,”馬的腦袋-封建!保守!”,《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100。
阿九擔心台灣人民的自由意志,成為無法控制的全民民主力量。
國民黨與馬英九這種拒絕「公民複決」的態度,與當時在國是會議上拒絕「制憲」與「公民直選總統」的思維脈絡一樣,就是擔心全台灣人民以選票所做出的「意志表現」,不論是選出「台灣的總統」,或是產生一部符合現況的「台灣的憲法」,國民黨都反對。
彭琳淞,2007,”馬的腦袋-封建!保守!”,《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p.101-102。
2003年某行政會議上,公投變文革,阿九如是說。
9月17日行政院院會上,馬英九繼續藉機大談其公投論點,由於出現下面這段「文革說」,意外引發爭議:
……一個沒有法律法源的事情,行政院卻這樣去推動,我真的覺得不好,……趕快把法律訂出來,然後什麼可以由中央進行全國性公投,什麼由地方來做,這樣才是治國之道嘛!所以我覺得,我看到台商從大陸回來說:怎麼台灣還在搞文革,就是這樣覺得,政府怎麼帶頭做這樣的事情?……(《中國時報》2003年9月19日A3版)
院會上,多位同為法學專家的政務委員許志雄、葉俊榮、陸委會主委蔡英文與高雄市長謝長廷,都發言駁斥馬英九的論點。蔡英文還直言:「馬市長把憲政秩序有關的法律爭議與中國大陸的文革來做類比,不恰當,也令人失望。」(《中國時報》2003年9月18日A2版)
其實,「文革說」源自中國近年出現的一句「順口溜」:「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小,不到上海不知道自己錢少,不到海南不知道自己身體不好。」一位台商後來加上:「不回台灣不知道文革還在搞」。台商的感受,反映了2000年台灣政黨輪替後的政治惡鬥與媒體亂象。
當然,馬英九事後極力否認文革說,院會上他確實也沒使用「公投等同文革」字眼,但就其發言脈絡,的確讓人有此印象與疑慮,這也是當天蔡英文立即直言反擊的原因之一。
彭琳淞,2007,”馬的腦袋-封建!保守!”,《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p.104-105。
中華民國憲法是大怪獸,把公投加入中華民國的憲法中會被吃掉,現在的中華民國公投,就是鳥籠公投。
當年(1990年),以「於法無據」為由,反對憲改交付公民複決的馬英九,在2005年「公投入憲」後,再也找不到理由拒絕展現全民意志的公民投票(包括憲政工程)。然而,當他面對泛藍民眾時,台灣社會終於看到他的內心世界。
馬英九「得意地」說,公投入憲是阻止台獨的好辦法,今後變更中華民國現狀將更困難,修憲程序將更不容易,制憲正名的機會也更加渺茫(《聯合晚報》2005年5月13日第四版)。
原來,以《公投法》扼殺公投,才是真正的馬英九!
彭琳淞,2007,”馬的腦袋-封建!保守!”,《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111。
阿九成為中國的代言人展現民族大義,而貶低台灣人身份,不肯與台灣人化為ㄧ體。
一位哈佛法學博士,說他一點民主素養都沒有,沒人相信,但知道什麼是民主,跟實踐民主理念,是兩碼子的事。
……我們得到的印象是:「反修防修(按:指修正共產主義)」第一,「解放台灣」第二,至於收回港澳,只能排第三以後了。而,近十年來中共有香港擴大投資,似乎也證實了以上印象,收回港、澳的「時機」當然也就更難「成熟」了!……中共在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個層面上表現了偽君子、兩面派的作風。……中共口口聲聲宣稱「港、澳是中國領土」,可是一再用「時機未成熟」為藉口,拖延領土的收復。尤其是在客觀條件完全成熟的狀況下,拒絕收回澳門,更充分暴露中共為求經濟利益,不惜容忍殖民統治的偽民族主義的本質。……中共從香港賺取鉅額外匯,本身也許未可厚非,但只顧因此而取得的鉅大利益而無視於民族尊嚴,已經是不可饒恕,……(王紹凌(馬英九的筆名),<偽君子的真面目>,1977年3月《波士頓通訊》第63期。見《留學生的十字架》頁26至36,1982年,時報。)
1977年,港、澳分別還是英國與葡萄牙屬地,當時中國尚未與這兩國談判收回的相關事宜。當年的馬英九基於他大中國民族情感,寫了這篇痛批中共遲遲不收回港澳的文章,今日讀來,依舊毛骨悚然。
當年的中國,在馬英九眼中是「在蘇聯強兵壓境,大陸天災人禍的窘狀下」,他竟然能基於所謂的「民族大義」,要將至少生活較繁榮、較自由的港澳,與中國「送做堆」,並對中國大聲疾呼,應立即收回才是。
彭琳淞,2007,”馬的腦袋-封建!保守!”,《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p.115-116。
硬是不承認阿石殺台灣人,歇斯底里似的保護國民黨,台灣人在阿九的眼中,乃何者?
台灣社會對兩蔣時代的歷史論斷,由於「小蔣」晚年體認到「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而進行民主開放,社會對其多所包容與肯定;相對地,「老蔣」在一般民眾的印象就沒他兒子來得好!
2006年2月19日,由「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所進行《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正式公布,這是繼1992年《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後,政府第二份正式研究報告。該報告分別探討「事件的發生及其對台灣的傷害」、「南京決策階層的責任」、「台灣軍政層面的責任」,以及「事件相關人員的責任」;結論認為,當時最高權力蔣介石應負最大責任,陳儀、柯遠芬與彭孟緝等軍政人員應負次要責任。
陳水扁總統出席致詞時,直稱蔣介石是二二八事件的元凶,此言令國親泛藍不滿,尤其是已認祖歸宗的蔣經國之子蔣孝嚴。向來低調處理蔣介石歷史定位的馬英九,以國民黨黨主席身分透過黨部文傳會轉述回應:
……歷史真相只有一個,還原歷史,必須忠於事實,不能帶著有色的政治眼鏡檢視過往的歷史。……就〔我〕所接觸與了解的史料,截至目前為止,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和蔣介石有關。……(《聯合報》2006年2月20日A2版)
二二八「元凶」出爐,逼得馬英九難以「遁形」,上述四平八穩的辯稱,目的就在否認蔣介石是元凶。這也是為何2006年2月28日,即使馬英九以國民黨主席身分正式向二二八家屬「道歉」,卻還是難獲受害者暨家屬接受的原因之一。
蔣介石是獨裁者?這倒不是民進黨或共黨產說說而已。美國學者魯美爾(R. J. Rummel)在《政權名下的死亡》(Death by Government)一書中,即列出20世紀10大血腥獨裁者(bloodiest dictators),蔣介石因屠殺人數高達1,021萬4千人排列第四,前三名分別是史達林(4,287萬人)、毛澤東(3,872萬人)與希特勒(2094萬人),五至十名分別是列寧、東條英機(日本)、波希(柬埔寨)、雅亞汗(巴基斯坦)、狄托(南斯拉夫)與阿敏(烏干達);而蔣介石部分,是指他在中國大陸時的「惡行」,來台後行徑並未包括在內。
2006年「蔣介石是二二八元凶」定調後,民進黨政府也在「轉型正義」問題上開始「去蔣化」;例如,將總統府「介壽館」正名為「總統府」,將「中正國際機場」正名為「台灣桃園國際機場」,也開始在國軍營區拆除蔣介石銅像200多座,當時國防部長李傑還因此被國民黨開除黨籍。
彭琳淞,2007,”馬的國家-中國!”,《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p.132-134。
為了當台灣的總統,護佑國民黨權貴們在台灣的政治地位,而繼續瞎掰騙選票,非台灣之福也。
任何轉型正義的推動,像追討國民黨不義黨產,泛藍也都是以「清算鬥爭」、「撕裂族群」來阻撓。這回,他們仗著台北市執政優勢,進行程序上杯葛抵制,卻始終不敢面對問題本質,也就是:「究竟要選擇『獨裁中正』,還是『民主台灣』」?
彭琳淞,2007,”馬的國家-中國!”,《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139。
以《國統綱領》為例,馬英九常說,綱領中有關中國統一的時機與方式「首應尊重台灣地區人民的權益並維護其安全與福祉」,就是他當初親自草擬的;而且原稿文字還是「尊重台灣地區人民的『意願』」,但委員會為避免給人有「自決」的印象,討論後才改為「權益與福祉」。
馬英九好像要告訴大家,他愛台灣,因為他「堅持」兩岸統一的時機與方式應「尊重」台灣人民的意願;令人不解的是,對於預設兩岸統一目標,馬英九一點也不覺得是對台灣人民意願的「不尊重」。於是,這兩個緊箍咒,便又成為包括馬英九在內的國親泛藍人士,用以主張未來統一及抑制台灣主體意識的「擋箭牌」。
彭琳淞,2007,”馬的國家-中國!”,《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143。
從青年時代海外留學投身「反台獨運動」起,「統一」就是馬英九的價值傾向。後來隨台灣民主化,至少在1998年參選台北市長時,馬英九已不敢公然反對昔日他所嘲諷的「自決」主張(台灣前途由人民決定);「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不再談,「反台獨」則不變,口中強調的已是「維持現狀」(維持中華民國現狀)。
彭琳淞,2007,”馬的國家-中國!”,《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144。
2006年的326草擬投降中國的海峽兩岸和平促進法,與反分裂法一氣呵成。
2006年326反併吞大遊行當天,民眾兵分十路,聲勢浩大,遊行台北市後再聚集於總統府前凱達格蘭大道上,向國際發聲,向中國表達不滿。原本計畫號召50萬民眾的民進黨,宣稱當日遊行民眾人數達百萬。
馬英九沒參加遊行,他也沒「閒著」,而是坐鎮在台北市警局緊急應變中心,因為他擔心「發生滋擾衝突」。傍晚遊行結束,馬英九急著告訴大家他「鬆了一口氣」,還十分嚴肅地宣佈,326遊行人數達27萬5千人,是台北市一年人數第二高的集會遊行,僅次於前一年「313換總統、救台灣」遊行的45萬人。
就在326大遊行隔兩天,國民黨派出副主席江丙坤前往大陸訪間,並安排後續連戰訪中事宜。於是,就在中國制定《反分裂國家法》恫赫台灣同時,台灣分裂了,國民黨、親民黨與新黨,相繼訪中,中國共產黨在台灣找到合作的政黨,統戰手法更形順暢。
2005年下半年,親民黨在立法院提案主張制定《海峽兩岸和平促進法》,該草案明白接受「一個中國」原則,簡直是中國《反分裂國家法》的配套版本。當時已出任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卻與親民黨「暗通款曲」坐視國民黨團在立法院與親民黨聯手合作,企圖推動這項被視為「台灣投降」的法案。
這就是馬英九,面對中國《反分裂國家法》的威嚇,他矯情做作,始終不與「台灣主體意識」站在同一邊。
彭琳淞,2007,”馬的國家-中國!”,《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p.147-148。
2006年2月12日有所不忌,與親共華人同樂。
2006年2月12日,馬英九在倫敦出席一場英國僑界餐會並演講,參加餐會的都是泛藍支持者,當天會場主席林葳致詞時,特別感謝僑界人士單聲捐款1,000英磅「熱情款待馬英九」。
單聲是誰?他就是「全英華人中國統一促進會會長」,也就是2004年5月中共總理溫家寶訪英時,當面建議制訂《對台統一法》的那位「僑領」。宣稱反對《反分裂國家法》的馬英九,竟然來到英國,接受《反分裂國家法》「元凶之一」的款待,十足諷刺。事後,馬英九宣稱並不認識單聲,事前也不知情。
彭琳淞,2007,”馬的國家-中國!”,《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153。
2008年5月20日阿九終於當上中華民國的總統,執政不談主權,以避開國家地位,不統不獨不武,維持現狀,以避免刺激中國,以柔弱無力的自主性,夢想不戰而屈中國之軍,如是性格,可以玩掉中華民國,我們則要護我子孫堅持台灣國。
(撰於20080524)
馬英九適合做一位幕僚,因為他慣於服從權威、聽命上司指示,一旦獨當一面,他常亂了方寸、失去方向,喪失意志決心!
馬英九適合當一位裁判,因為他面對他人時總是嚴格執法,一旦投入賽事,他的能耐卻常常通不過比賽規則的考驗!
馬英九適合當一位演說家,因為他的外貌與聲音容易讓人迷惑,以為他說到就做到,一旦具體實踐,他說得越多,沒做到的也越多;甚至,謊言被拆穿,還能贏得一些同情!
也許,馬英九還適合扮演其他角色,但他絕對不適合擔任一位領導人。
彭琳淞,2007,《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
1981年7月馬英九學成返國,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的高官waiting for him等他好幾個月了,真權貴是也。
【馬英九小檔案】
1950年7月 出生香港
1951年10月 自香港來台
1965年 考進建國中學
1968年 考進台大法律系法學組
1972年6月 台大畢業
1974年2月 考取國民黨中山獎學金
1974年8月 赴美留學
1976年2月 取得美國紐約大學法學碩士
1976年9月 進入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1981年3月 取得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1976年2月至1981年春 《波士頓通訊》主編2年、主筆3年
1981年9月 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
1982年1月 兼蔣經國總統英文秘書
1984年6月 出任國民黨副秘書長
1986年6月 通過公務人員甲等特考
1988年7月 行政院研考會主委
1991年6月 行政院陸委會副主委
1993年2月 法務部長
1996年6月 行政院政務委員
1997年5月 辭政務委員
1998年12月 當選臺北市長
2002年12月 連任臺北市長
2005年8月 當選中國國民黨主席
2006年12月 卸任台北市長
2007年2月 辭國民黨主席並宣布參選2008年總統
2008年3月 當選中華民國在台灣國的中華民國總統
彭琳淞,2007,”馬的出身-黨國之子!”,《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17。
國民黨的愛國行為,亦是一種輔導的學生運動。
1972年9月29日「中華民國」與日本斷交。9月間,台大等幾所大學學生群情悲憤,也發起幾次學生抗議行動。當時已自台大畢業等待入伍的馬英九,也參加了9月17日機場蛋洗日本特使事件,及日本大使館前的靜坐行動。隔天,《英文中國日報》刊登的抗議活動相片,清楚看到馬英九高舉抗議海報的畫面,直至今日,馬英九也還對此引以為傲。
……9月17日派椎名特使來華訪問(按:指日本派特使來台),以期對我們有所解釋。當時我政府可能是不便拒絕,同時也想讓椎名來看看我們的民心士氣。可是由於學生最為敏感,台大學生豈能沒有表示,當然要率先發動有所作為,於是給我們訓導人員與軍訓教官帶來莫大的難題;……9月14日起,……訓導長和我(按:當時台大總教官王承萃)在兩天之內幾次折衝,原想讓他們改在校內活動,以免影響機場秩序,社會治安也使人擔心。最後教育部卻同意這個行動,於是我們幫忙學生策訂行動計劃,發佈新聞,規定一些細節事項。……原定12時出發到機場,臨時傳聞椎名會提前到達,於是兩部校車滿載著穿著制服的學生於10時45分開出校門,11時30分到達機場(按:指當年國際機場台北松山機場)。……此時各校及民眾團體也先後趕到,合共不下1,500餘人,……。訓導長和我只好在一旁默默的觀察,行動不越軌就是最大的希望。……事後我們吹哨音集合,全體學生上車,檢查人數一個不少,才放心下來。當時還有一個團體來邀我們到大街上去遊行,為我們所拒。回到學校,已是14時40分,大家都空著肚子,沒有一個人喊餓。其實在機場時,教育部曾指示學校派人送來大批的點心,卻為學生們所拒絕,……9月29日……中(按:指中華民國)日正式斷交,……訓導人員與教官遵照上級指示盡可能不要學生在校外活動,但學生群情激昂,……教育部蔣彥士部長輾轉指示「希望有秩序有限度的情形下實施」,……60人分10組,內八組每組五人,中華路與火車站兩組,每組10人,……學生每組派出教官一人,……同學們精疲力盡,我們適時開來兩部校車,……(教育部軍訓處,《學生軍訓50年》頁396至400,1978年,幼獅文化。)
這是當年台大總教官王承萃,對1972年9月間那波學生抗議日本行動過程的事後回述。
上述學生抗議行動,就是「愛國青年」馬英九當年所參與的「學生運動」;而包括「國民黨知青黨部」在內的校園控制機制,就是這樣在「輔導」著學生運動。
彭琳淞,2007,”馬的出身-黨國之子!”,《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p.24-25。
一路順從國民黨的指示辦事,內心很感激的為黨奉獻,其相等的報酬則相當豐厚。
其實,馬英九在美國留學時,還有另一場重要的「遊行經驗」!
也是美國時間,1978年1月28日,天氣非常冷,天空也飄著雪,波士頓台灣代表處前出現400-500名群眾聚集,他們在抗議國民黨政府專制、獨裁及選舉不公。因為,前一年11月19日,台灣選舉時發生了「中壢事件」。
這天,馬英九也出現了,但他不是來參加抗議的。
這場抗議國民黨政權的遊行,主要參與者是台灣留美學生與台僑。在台灣白色恐怖氣氛籠罩時代,為避免曝光而給自己及在台灣的家人帶來困擾,當時的參與者幾乎都戴上面具,現任副總統呂秀蓮也在抗議學生隊伍中。那場遊行領導者是陳重信(現任行政院環保署長),擔任糾察維護的是張啟典(曾任哈佛大學醫學院教授),他們都在哈佛就讀,當天則沒有戴上面具。
「愛國學生」馬英九出現了,他沒有跟著大家喊口號,而是偷偷地拿起相機對著參加者拍照。馬英九的角色,在波士頓的台灣留美學生們十分清楚,陳重信與張啟典上前勸阻:「馬英九,你不要再照了,這樣對大家都不好。」這時,馬英九才走開!
但遊行結束,當大家拿下面具準備離開時,馬英九竟又回到現場對著參與遊行的人拍照,學生不滿上前驅離,也拍下馬英九的身影(見《新台灣新聞週刊》第393期,2002年9月20日)。
彭琳淞,2007,”馬的出身-黨國之子!”,《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p.32-33。
愛黨國的青年阿九,成為判官,輕輕一揮……
跳脫國民黨「職業學生」與「校園特務」的身份爭議,撇開是否親自涉入黑名單的構陷,馬英九在成為「愛國青年」的同時,誠如其在《自述》中的坦言,他是以「感激」黨國栽培的心情,積極投入「對敵作戰」。
只是在這場戰爭中,當年許多台灣學子因批判國民黨政權,而被列入黑名單長期無法返鄉。在馬英九「學成返國」進入政府工作時,他們卻被迫長年與家人離異,許多人在台灣民主化後,幸得返台,但父母已年邁,也有許多人卻是未能及時見上最後一面,善盡孝道。
彭琳淞,2007,”馬的出身-黨國之子!”,《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44。
當了官,成為蔣總統身邊的寵兒,小心謹慎的態度得到阿國的信賴。
做為蔣經國身邊的幕僚,馬英九也參與相關準備工作。馬英九最愛提到他與蔣經國間有關「戒嚴法」的對話。
有一回,蔣經國問馬英九「戒嚴法」(martial law)的意義,他便找出《大英百科》等多項參考資料向蔣經國回報,告訴他「戒嚴」的英文意義就是「軍事管制」、「沒有法律」,國際對此普遍抱持惡感,蔣經國驚訝地回說:「我們沒有這樣啊!」、「台灣被誤解了」。
馬英九認為,自覺被「誤解」的蔣經國,就因倆人間這場有關「戒嚴」的詞彙探討,而決定解嚴,洗刷污名!
提及解嚴,馬英九也一定會告訴大家下面這個故事:
……我們也在經國先生身邊學會了一些非常開放的做法,譬如,經國先生宣布解除戒嚴之後,當時的新聞局長張京育先生提出一個問題:解除戒嚴後新聞局原來的言論檢查工作還要不要做?經國先生笑著說:「我要解嚴,當然要越來越寬,而不能越來越嚴,否則人家會說,我們換湯不換藥,所以當然是應該越來越寬。」這樣的態度,今天說來很容易,但當時卻有著非常大的震撼力。……這些指示也成為後來民主改革的基調……。(<專訪馬英九:蔣經國開放大陸探親前後>,《鳳凰週刊》總第123期)
馬英九的這些故事,其實也再次說明,開不開放?開放的幅度?所有的改革基調,完全決定於蔣經國一個人。
彭琳淞,2007,”馬的腦袋-封建!保守!”,《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p.48-49。
阿九的主張一向保守,以大中國一統的殖民觀點,有其想法。
換言之,馬英九雖主張應該進一步開放,但並不認為台灣戒嚴禁止組黨、辦報等,有礙民主憲政的發展;甚至認為,民主憲政的發展應有社經條件做基礎,因而肯定國民黨政府弘揚憲政的步調。顯然,馬英九的態度,表面開明,實為保守。
彭琳淞,2007,”馬的腦袋-封建!保守!”,《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51。
偉大領袖阿國先生比其老爸有良心,不過對於台灣的眷戀,還是自以為是的中華民國之虛幻國名,但是「反共」、「反獨」則不可變,現在倒是阿九一反阿國主張而把反共成親共。
蔣經國也許想洗刷「戒嚴黑鍋」的污名,才決定解嚴。但因應解嚴所制定的「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人民團體法》與《集會遊行法》,卻成了國民黨開放組黨後所劃上的「紅線」。
而且,解嚴並不是全面開放,因為解嚴後「動員戡亂」體制依舊存在,諸如《懲治叛亂條例》等特別法制,還是可以用來箝制人民行為。
1986年10月7日蔣經國向葛蘭姆透露即將解嚴時,他已清楚表示,解除戒嚴並不表示台灣海峽的局勢已經緩和,同時指出未來組黨結社的三條件:「承認中華民國憲法」、「堅決的反共」與「不能從事分離主義活動」(見《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一):從戒嚴到解嚴》頁440之註三及註四,2000年,國史館)。
在「戒嚴黑鍋論」裡,馬英九的眼中,看不到在戒嚴下台灣人權與自由所遭受的迫害,當然也就無視那些前仆後繼、為民主自由打拼者的奉獻與苦難!
在「戒嚴穩定論」裡,馬英九選擇站在當權者角度辯解,將國民黨拒絕民主憲政的獨斷,解釋為配合社經發展條件成熟所做的明智決定。
在「解嚴勇氣論」裡,執政黨「承認反對黨地位」、甘冒「政權可能被取代的後果」,馬英九眼中只有蔣經國的勇氣,只有執政者的恩賜與施捨!主權在民,始終為這位法學博士所忽略!
或許,我們就能理解,馬英九在聽到蔣經國宣布即將解嚴時,會有股莫名電流通過全身,十分激動,卻對當時黨外人士不畏生命安全的解嚴呼聲,毫無反應。
彭琳淞,2007,”馬的腦袋-封建!保守!”,《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p.53-55。
李登輝總統,有台灣人的良心,善用民間的力量以反制國民黨內的專制,修憲則是神來一筆,但是自行組黨之後,就喪失全民精神領袖的意義,真是可惜。
三月學運,是李登輝的壓力,同時也是助力。國民黨內非主流派另推候選人因此知難而退,國大濫權也受節制,李登輝在資深國代支持下當選總統,化險為夷。六月底至七月初,李登輝實現對學生的承諾,邀集朝野與學界人士,於台北圓山飯店召開國是會議。
國是會議的召開,是李登輝試圖吸納反對力量進入體制的一種手段,也是將反對力量轉化為民主改革助力的機會。
彭琳淞,2007,”馬的腦袋-封建!保守!”,《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67。
阿九一路走來始終以國民黨黨國一體為本,真是忠黨愛國之人。
1988年全力為國民黨充實國會方案辯護的馬英九,對於有人建議以「修憲」達到全面改選目標,曾搬出「修憲要慎重」、「修憲易導致政局不安」的理由來反對。兩年後,當時用以反對全面改選的理由,又被馬英九拿來反制憲,這個時候,不利政局安定的不再是「修憲」,而是「制憲」。
馬英九說,制憲就是毀憲,那長達38年的戒嚴時期,《中華民國憲法》被凍結,民主憲政被架空,難道就不是毀憲?馬英九卻是一句「戒嚴讓國民黨背黑鍋」,就想輕輕帶過。
馬英九說,制憲將造成國際人格的斷裂。但是,世界上許多國家(好比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曾制憲多次,其國際人格也從未出現問題;相反地,《中華民國憲法》在馬英九口中一日未曾中斷,但1971年聯合國2758號決議,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憲法》未變,而「中華民國」的國際人格卻明顯出現了斷裂。
在修憲與制憲爭論上,修憲者主張憲法如大樹,視需要修剪枝葉即可;制憲者認為與其身著「大衣」(指依大中國需要而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修修改改,不如訂做一件完全合身(指合於台灣之需)的衣服。
然而,套句俗話說,修憲與制憲「有這麼嚴重嗎?」
說它不嚴重,是因為修憲或制憲,只是選擇憲改「程序」的不同而已,一般社會大眾,也未必能理解這些深奧的法律用語。但說它嚴重,關鍵在我們是否要一部符合台灣現實之需的憲法,而「制憲」正是這樣的一種選擇。
當時,也有人主張制訂《中華民國基本法》,這也被視為制憲的一種,也就是主張凍結馬英九心目中最好的《中華民國憲法》,另依台灣現實之需制訂《基本法》,這與馬英九主張的「不修《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另增修條文」的作法,大同小異,但也不為國民黨及馬英九所認同。
其實,馬英九的「制憲動亂說」、「制憲不易形成共識」等,根本危言聳聽。馬英九在意的,真正反映在他的「國際人格中斷說」的謬誤上,他擔心的是「中華民國」四字不見了,他擔心的是「五權憲法」法統不見了,他更擔心的是以台灣民意所制定一部符合台灣現實的憲法,意味著「放棄大陸主權」,將使中國失去與台灣的「連結」。
原來,「大中國法統」才是「修憲/制憲」爭議中馬英九的終極關懷!
彭琳淞,2007,”馬的腦袋-封建!保守!”,《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p.72-73。
台灣之子李應元落魄的太難看了,台灣之子的下場就是不一樣。
1981年7月,馬英九「學成返國」,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的「高官」位置已等他好幾個月了!
也許,包括馬英九在內的當年參與《波士頓通訊》撰文與編務的「愛國學生」,以及其他類似的國民黨忠貞學生,的確有人放棄了優渥的機會,回台表現其愛國心。
但那些沒有回台灣的學子,難道就是為了高薪、汽車與洋房而滯留海外?
當然不是。許多人是因批判國民黨、主張台獨,而在「黑名單」政策下沒法回台,無法用他的方式來「愛國」-愛台灣;而包括馬英九在內的所謂忠貞國民黨學生,他們海外留學期間,都是這黑名單蒐集網路的重要參與者。
也是哈佛校友、2002年與馬英九一起競選台北市長的李應元,就是黑名單受害者之一!
李應元,當年馬英九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時,他在該校攻讀碩士。1981年,他取得哈佛醫管碩士,1988年取得北卡羅來納大學醫療經濟學博士,並任教於南達科達大學。1989年,獲得台大聘書,卻因名列黑名單而無法返台任教。
彭琳淞,2007,”馬的腦袋-封建!保守!”,《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p.84-85。
宋楚瑜比阿九有良心。
林山田與宋楚瑜協商達成一項共識:「使用非暴力方式實現和平政治主張之行為,不構成刑法之內亂罪」。雙方寫下共識,各自帶回徵詢內部意見,分手時已是清晨五點了,宋楚瑜表示上午九點回覆。聯盟則推派陳師孟全權處理,一旦國民黨高層同意,聯盟將停止一切抗爭活動。
雙方分手不久,當天清晨即因郝柏村與施啟揚的反對,原先「共識」因此作廢。
對於馬英九那天的「作為」,陳師孟事後指出:
……馬英九卻一再將人民團體組織法納入一併討論等技術性問題杯葛協商,甚至說李應元、陳婉真、郭倍宏的黑名單都只是「司法案件」,其保守心態與毫無人權概念的本質表露無遺。……馬英九當時最愛講的立論就是,廢除刑法100條後,可能會發生所謂「和平內亂罪」,他認為可能發生「宮廷內部的挾持,沒有流什麼血,因為他本身就是有權力的人,毋須使用暴力,只要講幾句話也許就有效果」,足見馬英九毫無民主概念,完全停留在宮廷政治的思維……。(《中央日報》1998年11月6日第20版(大台北))
……在當天的馬拉式協商中,宋楚瑜的表現超乎「我們」想像的開明,很誠懇的聽取學者的意見,馬英九卻一再阻撓宋楚瑜接受「我們」的看法,協商談到一半馬英九還把宋楚瑜拉到一邊溝通,可以說馬英九是該次協商過程最大的阻礙……。(《中國時報》1998年11月6日第18版(台北都會))
十分清楚,在這兩次會談中,不論原因為何,馬英九的確是阻礙將「內亂罪」構成要件明確化為「暴力、脅迫」的人!
彭琳淞,2007,”馬的腦袋-封建!保守!”,《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p.92-93。
刑法100條-誰都沒主張台獨的自由,還真的要命。
在象徵台灣言論自由最後緊箍咒的《刑法》100條的修廢戰役中,馬英九又站在言論自由的對立面。
馬英九是因「法匠」習性,而在協商中出現干擾?還是,根深蒂固是中國人的他,內心對台獨言論強烈反對?
……「民進黨」要求改革國會結構、主張省市長民選,甚至要求總統民選,雖與執政黨的立場觀點不同,但這些問題尚非憲法基本秩序問題,或有討論的餘地,而主張台獨即主張分裂國土,當然牴觸憲法基本秩序,任何政黨均無提出這種主張的自由……。(《聯合報》1987年11月14日第二版)
這是馬英九在台灣解嚴(1987年7月15日)後的一次談話。在此,馬英九說得十分清楚:「誰都沒有主張台獨的自由」!
彭琳淞,2007,”馬的腦袋-封建!保守!”,《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p.96-97。
阿九的恐慌症發作暴露其以中國為祖國的奴才行為,不相信台灣人民,害怕台灣人的全民自決。
時序拉回1979年,我們找到馬英九相關的態度:
……台獨另一個口號-自決派的「人民自決」的主張-雖然比「獨立建國」有更大的說服力,一個「如何執行」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事實上,在世界民主運動史上,除了在瑞士一個幾萬人的小邦曾經真正實施「公民投票」外,絕大多數的「公民投票」(比如外蒙古宣布獨立的公民投票有99%的投票率)都是騙人的把戲。至於「國際監督」,更是天真!那一國敢於冒著激怒中共的危險出面「監督」台灣的「公民投票」?……(<以「機會均等」代替「多數統治」>,1979年三月《波士頓通訊》第87期。見《留學生的十字架》頁212,1982年,中時。)
彭琳淞,2007,”馬的腦袋-封建!保守!”,《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100。
阿九擔心台灣人民的自由意志,成為無法控制的全民民主力量。
國民黨與馬英九這種拒絕「公民複決」的態度,與當時在國是會議上拒絕「制憲」與「公民直選總統」的思維脈絡一樣,就是擔心全台灣人民以選票所做出的「意志表現」,不論是選出「台灣的總統」,或是產生一部符合現況的「台灣的憲法」,國民黨都反對。
彭琳淞,2007,”馬的腦袋-封建!保守!”,《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p.101-102。
2003年某行政會議上,公投變文革,阿九如是說。
9月17日行政院院會上,馬英九繼續藉機大談其公投論點,由於出現下面這段「文革說」,意外引發爭議:
……一個沒有法律法源的事情,行政院卻這樣去推動,我真的覺得不好,……趕快把法律訂出來,然後什麼可以由中央進行全國性公投,什麼由地方來做,這樣才是治國之道嘛!所以我覺得,我看到台商從大陸回來說:怎麼台灣還在搞文革,就是這樣覺得,政府怎麼帶頭做這樣的事情?……(《中國時報》2003年9月19日A3版)
院會上,多位同為法學專家的政務委員許志雄、葉俊榮、陸委會主委蔡英文與高雄市長謝長廷,都發言駁斥馬英九的論點。蔡英文還直言:「馬市長把憲政秩序有關的法律爭議與中國大陸的文革來做類比,不恰當,也令人失望。」(《中國時報》2003年9月18日A2版)
其實,「文革說」源自中國近年出現的一句「順口溜」:「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小,不到上海不知道自己錢少,不到海南不知道自己身體不好。」一位台商後來加上:「不回台灣不知道文革還在搞」。台商的感受,反映了2000年台灣政黨輪替後的政治惡鬥與媒體亂象。
當然,馬英九事後極力否認文革說,院會上他確實也沒使用「公投等同文革」字眼,但就其發言脈絡,的確讓人有此印象與疑慮,這也是當天蔡英文立即直言反擊的原因之一。
彭琳淞,2007,”馬的腦袋-封建!保守!”,《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p.104-105。
中華民國憲法是大怪獸,把公投加入中華民國的憲法中會被吃掉,現在的中華民國公投,就是鳥籠公投。
當年(1990年),以「於法無據」為由,反對憲改交付公民複決的馬英九,在2005年「公投入憲」後,再也找不到理由拒絕展現全民意志的公民投票(包括憲政工程)。然而,當他面對泛藍民眾時,台灣社會終於看到他的內心世界。
馬英九「得意地」說,公投入憲是阻止台獨的好辦法,今後變更中華民國現狀將更困難,修憲程序將更不容易,制憲正名的機會也更加渺茫(《聯合晚報》2005年5月13日第四版)。
原來,以《公投法》扼殺公投,才是真正的馬英九!
彭琳淞,2007,”馬的腦袋-封建!保守!”,《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111。
阿九成為中國的代言人展現民族大義,而貶低台灣人身份,不肯與台灣人化為ㄧ體。
一位哈佛法學博士,說他一點民主素養都沒有,沒人相信,但知道什麼是民主,跟實踐民主理念,是兩碼子的事。
……我們得到的印象是:「反修防修(按:指修正共產主義)」第一,「解放台灣」第二,至於收回港澳,只能排第三以後了。而,近十年來中共有香港擴大投資,似乎也證實了以上印象,收回港、澳的「時機」當然也就更難「成熟」了!……中共在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個層面上表現了偽君子、兩面派的作風。……中共口口聲聲宣稱「港、澳是中國領土」,可是一再用「時機未成熟」為藉口,拖延領土的收復。尤其是在客觀條件完全成熟的狀況下,拒絕收回澳門,更充分暴露中共為求經濟利益,不惜容忍殖民統治的偽民族主義的本質。……中共從香港賺取鉅額外匯,本身也許未可厚非,但只顧因此而取得的鉅大利益而無視於民族尊嚴,已經是不可饒恕,……(王紹凌(馬英九的筆名),<偽君子的真面目>,1977年3月《波士頓通訊》第63期。見《留學生的十字架》頁26至36,1982年,時報。)
1977年,港、澳分別還是英國與葡萄牙屬地,當時中國尚未與這兩國談判收回的相關事宜。當年的馬英九基於他大中國民族情感,寫了這篇痛批中共遲遲不收回港澳的文章,今日讀來,依舊毛骨悚然。
當年的中國,在馬英九眼中是「在蘇聯強兵壓境,大陸天災人禍的窘狀下」,他竟然能基於所謂的「民族大義」,要將至少生活較繁榮、較自由的港澳,與中國「送做堆」,並對中國大聲疾呼,應立即收回才是。
彭琳淞,2007,”馬的腦袋-封建!保守!”,《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p.115-116。
硬是不承認阿石殺台灣人,歇斯底里似的保護國民黨,台灣人在阿九的眼中,乃何者?
台灣社會對兩蔣時代的歷史論斷,由於「小蔣」晚年體認到「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而進行民主開放,社會對其多所包容與肯定;相對地,「老蔣」在一般民眾的印象就沒他兒子來得好!
2006年2月19日,由「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所進行《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正式公布,這是繼1992年《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後,政府第二份正式研究報告。該報告分別探討「事件的發生及其對台灣的傷害」、「南京決策階層的責任」、「台灣軍政層面的責任」,以及「事件相關人員的責任」;結論認為,當時最高權力蔣介石應負最大責任,陳儀、柯遠芬與彭孟緝等軍政人員應負次要責任。
陳水扁總統出席致詞時,直稱蔣介石是二二八事件的元凶,此言令國親泛藍不滿,尤其是已認祖歸宗的蔣經國之子蔣孝嚴。向來低調處理蔣介石歷史定位的馬英九,以國民黨黨主席身分透過黨部文傳會轉述回應:
……歷史真相只有一個,還原歷史,必須忠於事實,不能帶著有色的政治眼鏡檢視過往的歷史。……就〔我〕所接觸與了解的史料,截至目前為止,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和蔣介石有關。……(《聯合報》2006年2月20日A2版)
二二八「元凶」出爐,逼得馬英九難以「遁形」,上述四平八穩的辯稱,目的就在否認蔣介石是元凶。這也是為何2006年2月28日,即使馬英九以國民黨主席身分正式向二二八家屬「道歉」,卻還是難獲受害者暨家屬接受的原因之一。
蔣介石是獨裁者?這倒不是民進黨或共黨產說說而已。美國學者魯美爾(R. J. Rummel)在《政權名下的死亡》(Death by Government)一書中,即列出20世紀10大血腥獨裁者(bloodiest dictators),蔣介石因屠殺人數高達1,021萬4千人排列第四,前三名分別是史達林(4,287萬人)、毛澤東(3,872萬人)與希特勒(2094萬人),五至十名分別是列寧、東條英機(日本)、波希(柬埔寨)、雅亞汗(巴基斯坦)、狄托(南斯拉夫)與阿敏(烏干達);而蔣介石部分,是指他在中國大陸時的「惡行」,來台後行徑並未包括在內。
2006年「蔣介石是二二八元凶」定調後,民進黨政府也在「轉型正義」問題上開始「去蔣化」;例如,將總統府「介壽館」正名為「總統府」,將「中正國際機場」正名為「台灣桃園國際機場」,也開始在國軍營區拆除蔣介石銅像200多座,當時國防部長李傑還因此被國民黨開除黨籍。
彭琳淞,2007,”馬的國家-中國!”,《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p.132-134。
為了當台灣的總統,護佑國民黨權貴們在台灣的政治地位,而繼續瞎掰騙選票,非台灣之福也。
任何轉型正義的推動,像追討國民黨不義黨產,泛藍也都是以「清算鬥爭」、「撕裂族群」來阻撓。這回,他們仗著台北市執政優勢,進行程序上杯葛抵制,卻始終不敢面對問題本質,也就是:「究竟要選擇『獨裁中正』,還是『民主台灣』」?
彭琳淞,2007,”馬的國家-中國!”,《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139。
以《國統綱領》為例,馬英九常說,綱領中有關中國統一的時機與方式「首應尊重台灣地區人民的權益並維護其安全與福祉」,就是他當初親自草擬的;而且原稿文字還是「尊重台灣地區人民的『意願』」,但委員會為避免給人有「自決」的印象,討論後才改為「權益與福祉」。
馬英九好像要告訴大家,他愛台灣,因為他「堅持」兩岸統一的時機與方式應「尊重」台灣人民的意願;令人不解的是,對於預設兩岸統一目標,馬英九一點也不覺得是對台灣人民意願的「不尊重」。於是,這兩個緊箍咒,便又成為包括馬英九在內的國親泛藍人士,用以主張未來統一及抑制台灣主體意識的「擋箭牌」。
彭琳淞,2007,”馬的國家-中國!”,《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143。
從青年時代海外留學投身「反台獨運動」起,「統一」就是馬英九的價值傾向。後來隨台灣民主化,至少在1998年參選台北市長時,馬英九已不敢公然反對昔日他所嘲諷的「自決」主張(台灣前途由人民決定);「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不再談,「反台獨」則不變,口中強調的已是「維持現狀」(維持中華民國現狀)。
彭琳淞,2007,”馬的國家-中國!”,《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144。
2006年的326草擬投降中國的海峽兩岸和平促進法,與反分裂法一氣呵成。
2006年326反併吞大遊行當天,民眾兵分十路,聲勢浩大,遊行台北市後再聚集於總統府前凱達格蘭大道上,向國際發聲,向中國表達不滿。原本計畫號召50萬民眾的民進黨,宣稱當日遊行民眾人數達百萬。
馬英九沒參加遊行,他也沒「閒著」,而是坐鎮在台北市警局緊急應變中心,因為他擔心「發生滋擾衝突」。傍晚遊行結束,馬英九急著告訴大家他「鬆了一口氣」,還十分嚴肅地宣佈,326遊行人數達27萬5千人,是台北市一年人數第二高的集會遊行,僅次於前一年「313換總統、救台灣」遊行的45萬人。
就在326大遊行隔兩天,國民黨派出副主席江丙坤前往大陸訪間,並安排後續連戰訪中事宜。於是,就在中國制定《反分裂國家法》恫赫台灣同時,台灣分裂了,國民黨、親民黨與新黨,相繼訪中,中國共產黨在台灣找到合作的政黨,統戰手法更形順暢。
2005年下半年,親民黨在立法院提案主張制定《海峽兩岸和平促進法》,該草案明白接受「一個中國」原則,簡直是中國《反分裂國家法》的配套版本。當時已出任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卻與親民黨「暗通款曲」坐視國民黨團在立法院與親民黨聯手合作,企圖推動這項被視為「台灣投降」的法案。
這就是馬英九,面對中國《反分裂國家法》的威嚇,他矯情做作,始終不與「台灣主體意識」站在同一邊。
彭琳淞,2007,”馬的國家-中國!”,《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p.147-148。
2006年2月12日有所不忌,與親共華人同樂。
2006年2月12日,馬英九在倫敦出席一場英國僑界餐會並演講,參加餐會的都是泛藍支持者,當天會場主席林葳致詞時,特別感謝僑界人士單聲捐款1,000英磅「熱情款待馬英九」。
單聲是誰?他就是「全英華人中國統一促進會會長」,也就是2004年5月中共總理溫家寶訪英時,當面建議制訂《對台統一法》的那位「僑領」。宣稱反對《反分裂國家法》的馬英九,竟然來到英國,接受《反分裂國家法》「元凶之一」的款待,十足諷刺。事後,馬英九宣稱並不認識單聲,事前也不知情。
彭琳淞,2007,”馬的國家-中國!”,《馬英九這個人》,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台北,p.153。
2008年5月20日阿九終於當上中華民國的總統,執政不談主權,以避開國家地位,不統不獨不武,維持現狀,以避免刺激中國,以柔弱無力的自主性,夢想不戰而屈中國之軍,如是性格,可以玩掉中華民國,我們則要護我子孫堅持台灣國。
(撰於20080524)
作者為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
ps.歡迎轉載,轉貼時請引用全文並註明出處
source: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