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九執政團隊未上台，就喊出水、電、油漲價，全世界還沒有看過這種施政團隊，就是要人民預期漲價，雖然原物料、石油有上漲的現象，但是台幣的幣值亦在上揚，以台幣的購買本質而言，台幣的價值不斷提高，與石油上揚的趨勢相差不大，薪水與物價的同步提升，故整個購買價格應該是持平。是否國民黨大選勝利，要給椿腳吃甜頭、預先知情、預先屯積，故油、水、電、民生物資非得上漲不可，寧願讓椿腳快活，而得罪大多數的台灣人，是為了什麼？
國民黨知道椿腳的好處在於選舉時的動員能力，可以保證票房不墮，台灣人民對於民生問題非常健忘，就是國家會被賣也不痛不癢，因為大多數的台灣人沒有主權與建國觀念，因此主權與建國是國民黨的專利，國民黨說什麼，就是什麼，故椿腳平時略施小惠給選民，選民就會順著指示去投票，民進黨的勝選常是因為椿腳所屬的派系有爭執，請參考：
由於國民黨有其外來政權及省籍分歧的因素限制，戰後初期雖曾壓制本土勢力，但為統治正當性，仍需要地方人士的支持，乃給予地方派系特殊的經濟利益作為交換與籠絡手段。具體而言，有如下四種方式：第一是政府特許下的區域性獨占經濟活動，這包括銀行、信用合作社、非信用合作社、農漁會及汽車客運公司；第二是省營行庫的特權貨款；第三是省政府及各級地方政府的公部門採購，主要是公共工程的包攬；第四是以地方政府公權力所換取的經濟利益，例如表面上合法的利用都市計畫或公共建設規劃來進行土地投機炒作，或是以公權力來掩護非法性的經濟活動，如經營地下舞廳及賭場。透過這些經濟特權，地方派系即可在選舉中為國民黨動員群眾、匯集選票（包括買票賄選和利用血緣、地緣關係），穩定國民黨一黨專政局面。
228事件的爆發，除陳儀政府的貪污腐敗所引起的民怨有關外，族群之間的衝突也有關聯。然而往前來看，在日本戰敗投降後，台灣人重回到「祖國」的懷抱，半世紀以來的辛酸心情驅使他們歡欣鼓舞，從張燈結綵、列隊歡迎祖國軍隊的熱鬧場面，到人人爭相學習北京話、參加各種政治團體等學習活動，無不說明當時台灣人滿心歡喜迎接祖國人士的到來。不過，因彼此生活習慣、文化思想的不同，以及部份來台軍警的惡劣行為，讓台灣人對「祖國」人士的幻想與好感破滅。誠如事件受難者、台灣大學教授林茂生所創辦之《民報》在社論＜記取去年今日＞一文所指出：「鳥兔匆匆，倏忽已過一週年，回憶一年前此日的情景，猶歷歷存在我們的心裡。可是我們拿一年前此日的社會狀態和台胞的心理作用，與今日的實況互相做〔比〕較，大有今昔之感。現在百物騰貴，民生困苦，盜賊增加，治安未上軌道。貪污日盛，政治尚缺修明，人民不滿發而為之怨言，期待失望，興奮與熱情俱歸冰冷，與去年今日恰成反比例。」
然而彼此之間的誤解與對立所引發的228事件，卻不因事件的結束而平復，反而讓族群之間的隔閡更加深化與持續，影響台灣社會文化的正常發展。尤其是事件後，台灣社會菁英遭到當局迫害與打擊而日漸凋零，不但削弱政治影響的力量，也造成台灣文化傳承的斷層。再加上中央政府撤退來台，為營造政權的正統性，及強力灌輸中國文化，使得整個社會充斥著大中國的影子，台灣本土文化遭到漠視而被邊陲化。例如當局強制性地推行國語，藉此壓抑本土語言並貶抑其價值，使得「台灣的小孩在學校不准使用台語交談，如果稍有疏忽，無意講了兩句，便要受處罰」，影響日後有些臺北市台籍的學生，尤其是中學女生，不願意講台語（包括閩南話、客家話、原住民語），特別是在公共場合，她們認為講台語「沒有氣質」、「低水準一點」。很多日治時期台灣本土作家或作者在國民黨來台後即封筆消聲匿跡了，例如作家張文環於1993年自日本東洋大學文學部畢業，同年發表處女作《落雷》。此後年都有中短篇小說、散文或劇本發表於島內各種文藝雜誌或報章。但自228事件後至1957年，台灣正處於所謂「白色恐佈時代」，他不但未發表任何作品，也誓死不學習中文與北京語。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從中國而來的人物與作品，例如徐速的《星星月亮太陽》、王藍的《藍與黑》與描述中國抗戰時期的小說。此外，學校教育盡是中國悠久歷史與廣大地理的教學，卻少有台灣歷史與地理的認識，因而學生只知中國對日八年抗戰，卻不曉得什麼是「228事件」；只知道中國東北長白山，卻無法說出台灣玉山的地理位置。凡此種種，皆肇因於國民黨統治心態的偏差與狹隘，以致當局無法廓然大公地認同台灣文化，反而刻意拉抬中國正統意識，壓抑台灣文化。
228事件紀念基金會，2006，"族群裂痕加劇，重創台灣文化發展"，《您該知道的228－Do you know 228，節錄﹤228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pp.69-73。
書評是寫給e世代的少年家看的，主要是希望台灣人能瞭解台灣歷史，不要被國民黨騙了。
228事件最初發生的導火線主要是前一日（2月27日）下午在台北市太平町（今台北市延平北路一帶，廢棄圓環附近，法主公廟對面）天馬茶房的緝菸事件所引起的，然因相關單位處理不當，乃演變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1947年2月27日上午11時左右，專賣局接獲密報，指出淡水港有走私火柴、香菸等不法活動。該局乃派葉得根、鍾延洲、趙子健、劉超群、盛鐵夫、傅學通6名查緝員，會同警察大隊所派4名員警前往搜查，但僅查獲少許私菸。而後又依密報轉往台北市太平町天馬茶房查緝。
228事件紀念基金會，2006，"事件導火線與陳儀的兩手策略"，《您該知道的228－Do you know 228，節錄﹤228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p.16。
天馬茶房的現址，還有一解說碑，大家可以去看看，查查網址就會知道。
是日晚上7時半，這些查緝人員來到天馬茶房，菸販們見狀紛紛逃散，僅一名40歲之寡婦林江邁因逃避不及被當場查獲。查緝人員欲將其私菸與所得現款悉數查扣沒收，林婦乃下跪哭喊，請求放他們一家三口活路，不要把全部的東西都拿走。路旁民眾也紛紛聚攏圍觀，有的亦開口幫忙求情，但查緝人員不予理會，林婦情急之下，乃纏抱查緝員葉得根不放，該員竟一氣之下，隨手以所配手槍槍柄敲擊林婦頭部，以致林婦頭部鮮血直流。在場圍觀民眾見狀極為氣憤，遂包圍查緝人員，握拳喊打。這些查緝人員眼見情勢不妙，連忙分頭躲避，民眾則尾隨緊追。
其中查緝員傅學通跑至永樂町（西寧北路一帶），被緊追者拉抱住，傅員一時情急乃開槍掙脫，卻誤擊當時在自宅觀看熱鬧的民眾陳文溪（胸部中彈，送醫後次日身亡，年20歲）。此舉更引起現場群眾的不滿，遂將查緝人員的卡車搗毀焚燒，並追至查緝人員所躲藏之永樂町（西寧）派出所，後轉至警察總局（中山堂旁），要求交出肇事兇手，將之槍斃。
228事件紀念基金會，2006，"查緝員打人，引爆大衝突"，《您該知道的228－Do you know 228，節錄﹤228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pp.18-19。
台灣菁英出面善後，並提出台灣人的要求，這些現在看來一點也不過份，只要一些自由而已，不幸的是，所謂敢出頭的台灣人，到後來全被幹掉。
在各地混亂衝突之際，有部分地方人士與民意代表相率出面與官方交涉，提出改革之要求。台北市228處理委員會的成立於3月1日，在該會中決議，推派代表晉見陳儀，提出由官民共同組織處理委員會等五項請求。經由陳儀同意，乃於3月2日下午2時，假中山堂召開籌備會。但處委會內部組成分子複雜，其中不乏黑道、特務，以及相關利益人士，並且內部成員的派系爭權問題也逐漸浮上檯面，尤其以蔣渭川為主的政治建設協會與王添灯、陳逸松等人之間的傾軋排擠，最為明顯。
228事件紀念基金會，2006，"媒體助長聲勢，星火燎原"，《您該知道的228－Do you know 228，節錄﹤228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p.26。
3月5日，台北市處委會通過該會組織大綱，並首次提出八項政治改革方案，其要點為：
一、228事件責任應歸政府負責；
二、公署秘書長、民政、財政、工礦、農林、教育、警務等處處長，及法制委員會過半數，應以台灣人負責充任；
三、公營事業歸由台灣人負責經營；
四、立刻實施縣市長民選；
五、專賣制度撤廢（菸酒公司依然存在）；
六、貿易局、宣傳委員會廢除；
七、人民之言論、出版、集會自由；
八、保證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
自此，處委會從過去僅提出與事件相關的治安、撫卹議題，進而決議建立明確組織，並提出政治改革的訴求。
3月6日至7日，處委會持續開會運作。當日傍晚，一行人赴長官公署將所決議的大綱及要求面呈陳儀，卻被陳儀斷然拒絕，且「將文件擲地三尺以外」，令在場代表「相顧失色」。會後，王添灯向中外廣播，說明228事件的原因和經過，並宣讀32條大綱內文以及被陳儀拒絕的詳情。最後沉痛地表示：「處委會的使命已經完了，從今以後，這次事件已不能單由處委會來處理，只有全體省民的力量才能解決，同時也才能達成全體省民的合理要求，希望全體同胞繼續奮鬥。」
在此期間，蔣渭川曾應陳儀的請託，出面幫忙收拾局面，呼籲省民須顧全大局和台灣的前途。唯此乃陳儀的緩兵之計，在國府軍隊尚未到台灣前的權宜措施。其實在事件初起，在台官員皆認為此次事件是由於「奸人」煽動，並未因此反躬自省或秉公懲辦，平息民怨。對民眾訴求與動亂，長官公署的處理態度就是先虛應敷衍，再分化打擊，一方面同意台籍代表之要求，由官民共同組成「228事件處理委員會」；另一方面，卻又分派軍情人員混入處委會，居中破壞或監控與會者，並且通令各地機關首長鎮靜處置，積極進行各種軍事整備與人員部署之工作。
228事件紀念基金會，2006，"媒體助長聲勢，星火燎原"，《您該知道的228－Do you know 228，節錄﹤228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pp.28-30。
這些中國黨不把台灣人當作人民，隨便踐踏真是夭壽，故經過一場不對等的對抗之後，台灣人死傷遍野，而當時的國軍越顯得很神勇，真會打戰，緊接著綏靖與清鄉，收拾殘餘則是特務的天下，真會分工合作。
在全台及澎湖地區大規模實施「綏靖與清鄉」工作過程中，由於各地抗爭武力皆屬臨時組成毫無訓練，加上反抗勢力分散，單薄的武力實不足以對抗裝備精良的正規軍隊，因此整個「綏靖」計畫除於中南部曾遭受短暫抵抗之外，其餘各地皆如期完成。惟「綏靖」、「清鄉」期間，各地傳出不少地方人士因個人恩怨或派系糾葛，而遭人恐嚇勒索、密函陷害或報復暗殺；也有不少民眾在鎮壓時，被無辜濫殺而淪為槍下亡魂。根據1992年2月行政院研究「228事件」小組公布的《「228事件」研究報告》，總計全台和澎湖地區在鎮壓與整肅前後的死亡人數，以人口學的推計約在18,000至28,000人之間。
228事件紀念基金會，2006，"彭孟緝血腥鎮壓與陳儀恐怖整肅"，《您該知道的228－Do you know 228，節錄﹤228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pp.49-50。
中國黨軍打外國人或解放軍常被打敗，但打無正式裝備的台灣人一路長紅，到現在阿九執政還會繼續傷害台灣人，台灣人只要監督不周，阿九有可能把台灣賣給中國，成就統一大業，228帶給台灣人民的傷害，延長到2008阿九大勝，台灣人內在的陰影還存在，新世代受大中國殖民教育的影響仍然如影隨行，轉型正義寸步難行。
台灣人參政等於死亡，其產生的政治冷感度，使得台灣忠烈英靈（台灣神）的過世不明不白，於是流氓加上黑金之流，得以因國民黨的栽培，而當上白道。
228事件在國民政府的鎮壓與安撫中落幕。但此一事件對台灣的傷害卻至深且鉅，影響深遠，不但打擊台灣人心理，導致長期對政治的恐懼與冷漠；造成菁英斷層，影響地方政治生態；而且有利國民黨一黨專政，阻礙民主政治發展；加深族群隔閡，不利台灣文化發展。
228事件對台灣的傷害如下：
戰後初期的台灣，由於甫脫離日本人的殖民統治，一般人對於新的時代充滿殷切的期待，特別是地方上的仕紳階層或知識分子更是興起一股參政的熱潮，以貢獻己力、與聞政治為榮。例如以1946年4月選舉省參議員的候選名額，竟高達1,180人之多。從參選的踴躍情況，可以想見當時人們對政治的高度興趣與期待。
228事件紀念基金會，2006，"國府壓抑摧殘，白色恐怖罩台"，《您該知道的228－Do you know 228，節錄﹤228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pp.54-55。
經此事件，民眾原本對政治充滿熱忱，卻遭政府壓抑摧殘，嚴重打擊台灣人民心理，產生對於政治的不信任感，以及恐懼與冷漠，使許多經歷浩劫的人們絕口不提228事件，甚至勸誡其子弟遠離政治是非圈。例如受難者《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其女兒阮美姝於1991年接受口述採訪時說：「在長期的白色恐佈之陰影下，他們不敢也不能站出來替自己的父兄辯白，甚至有些人，包括我在內，為了子女的前途，不敢告訴他們是228事件受害者的後代」。而對政治的恐懼與冷漠感，也直接表現在政治的參與上。
對照事件前的省參議員選舉熱烈情形，在事件後於1951年11月舉行的第一屆臨時省議員選舉，應選名額55名，但候選人僅有140人參選，兩相比較之下，可明顯瞭解台灣人對政治已不再有所期待，即使當選省議員者亦低調行事。1947年6月時，當事件結束之後，當時省參議員韓石泉回憶道：「6月20日－30日開省參議會第三次大會，參議員出席者不上20名僅及全體三分之二，大都意志消沈，噤不作聲，與第一次大會比較，恍如隔世。」
除此之外，由於屢受當局的壓迫與打擊，長期下來導致台灣人存有被迫害意識並造成省籍情結，甚者更有人提出台灣獨立建國的主張，在海外從事台獨運動，即使在1987年解除戒嚴後，對於參與選舉與政治活動仍可見此種心態，間接影響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誠如張炎憲所指出的：「228事件是二次大戰後影響台灣最具深遠的一次事件。至今台灣很多政治社會問題，仍然起源於此事件。」
228事件紀念基金會，2006，"台灣人對政治恐懼與冷漠"，《您該知道的228－Do you know 228，節錄﹤228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pp.57-58。
有哪些台灣菁英斷層，無法一一列名，謹就書中所提的名單發表，如此英才，一下子就沒了，國民黨太殘忍。
在228事件發生期間，陳儀及其軍警人員即開始有計畫地逮捕台灣社會菁英，許多地方仕紳或知識份子紛紛遭到暗殺或冤死獄中。例如省參議員王添灯，因時常針砭時政和參與「228事件處理委員會」，為當局所忌而被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命衛兵在其身上淋汽油，點火燒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歸來的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時任台灣大學教授的林茂生，因創辦《民報》得罪陳儀而被情治人員帶走，從此一去不回；台灣本土金融鉅子、大公企業公司創辦人陳炘，亦因得罪當局而在病榻中被刑警帶走，不知下落為何；著名畫家、嘉義市參議員陳澄波，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主任陳復志，嘉義市參議員潘木枝、盧鈵欽、柯麟等人，因赴嘉義水上機場交涉和平事宜，卻遭逮捕於嘉義火車站前公開槍決；岡山教會牧師蕭朝金，於事件中勸阻青年人抗爭行動，竟遭士兵逮捕，受到酷刑屠殺；制憲國大代表、花蓮縣參議長張七郎，以及兩個兒子張宗仁、張果仁，無故被捕，亦慘遭槍殺；其他像省教育處副處長、擔任《人民導報》社長的宋斐如，基隆市參議會副議長楊元丁，省立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高等法院推事吳鴻麒，台北市律師公會會長李瑞漢及其律師弟弟李瑞峰，醫學博士施江南，《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編輯吳金鍊，台北市參議員黃朝生、徐春卿、李仁貴、陳屋，以及前新竹地檢處檢察官王育霖，制憲國大代表兼省參議員林連宗等其他無數的全省各地菁英們，都遭受無情的捕殺，至今下落未明。在這些人之中，有許多是未曾參與事件經過或自認是善意協助政府者，然而皆遭遇不幸。上述台灣菁英受難日期，詳參「228事件台灣菁英受難一覽表」。
「228事件台灣菁英受難一覽表」－受難平均年齡30歲
序號 姓名 職銜 受難日期
1 王石定 高雄市參議員 1947.03.06
2 黃 賜 高雄市參議員 1947.03.06
3 葉秋木 屏東市參議會副議長、三青團屏東分團主任 1947.03.08
4 宋斐如 台灣省教育處副處長 1947.03.09
5 李仁貴 台北市參議員 1947.03.09
6 施江南 四方醫院院長 1947.03.09
7 徐春卿 台北市參議員 1947.03.09
8 陳 屋 台北市參議員 1947.03.09
9 黃朝生 醫生、台北市參議員 1947.03.09
10 李瑞漢 台北市律師公會會長 1947.03.10
11 李瑞峰 律師 1947.03.10
12 林茂生 台灣大學教授 1947.03.10
13 林連宗 制憲國大代表、省參議員 1947.03.10
14 蕭朝金 岡山教會牧師 1947.03.10
15 王添燈 台灣省參議員 1947.03.11
16 陳 炘 大公企業公司董事長 1947.03.11
17 阮朝日 台灣新生報總經理 1947.03.12
18 吳鴻麒 高等法院推事 1947.03.12
19 吳金鍊 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總編輯 1947.03.12
20 陳復志 三青團嘉義分團主任 1947.03.12
21 陳澄波 畫家、嘉義市參議員 1947.03.12
22 湯德章 律師 1947.03.12
23 張榮宗 朴子副鎮長、三青團朴子區隊長 1947.03.12
24 潘木枝 醫師、嘉義市參議員 1947.03.12
25 盧炳欽 醫師、嘉義市參議員、三青團嘉義分團書記 1947.03.12
26 王育霖 前新竹地檢處檢察官、建中教員 1947.03.14
27 林旭屏 省專賣局菸草課課長 1947.03.15
28 郭章垣 省立宜蘭醫院院長 1947.03.17
29 許錫謙 三青團花蓮分團股長 1947.03.20
30 張七郎 制憲國大代表、花蓮縣參議會議長 1947.04.04
31 楊元丁 基隆市參議會副議長 1947.04.08
32 黃媽典 台南縣商會理事長、縣參議員 1947.04.22
此一不幸事件，對台灣社會菁英打擊甚大，也間接影響地方政治生態。例如台北市參議會的26位參議員中，有19位被當局列為事件的「主動及附從者」，而其中有4位被謀殺、7位遭監禁；當時代表台灣最高民意機關的省參議會，總計30個參議員中，有6位參議員慘遭殺害、5位則分別被通緝與監禁。另外，由於許多地方人士在歷經事件中的恐佈屠殺與逮捕之後，對於政治開始採取疏離與冷漠態度，根據吳乃德、陳明通的研究顯示，基層的政治菁英在228事件後不再參與體制內的選舉，成為全台的普遍現象。
然而，填補這些空缺的，卻是一批依附當局的政治新貴。這些人是一群全新的、過去毫無政治經驗和政治地位，卻在當局的庇佑下，經由地方選舉或行政管道而慢慢崛起。作家吳濁流的小說《狡猿》中，對這些政治新貴曾有生動的描述：「現在的人，白丁可以作代表，不識字可以當議員，公學士可以作大臣，也可以做局長。」但這些人的出現，不僅取代了傳統地方菁英的社會地位，也壟斷地方政治權力和經濟資源，改變地方原有的政治生態。
228事件紀念基金會，2006，"懼怕接觸政治，本土菁英斷層"，《您該知道的228－Do you know 228，節錄﹤228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pp.60-63。
歷史像一面鏡子，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如前所述，「228事件」誠然是戰後台灣史上極為不幸的悲劇。如何讓228的傷口能夠早日癒合，台灣2,300萬國人能夠早日走出228的陰影；台灣能夠早日建立公義和平的社會，類似的不幸悲劇永遠不再發生，實為值得吾人深思，共同面對的重要課題。
228事件紀念基金會，2006，"族群裂痕加劇，不利文化發展"，《您該知道的228－Do you know 228，節錄﹤228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p.15。
結語：
寫了這些不算書評的書評，絕不是想分化族群（國民黨說的），而是新的台灣民族要瞭解歷史真相，國民黨非得消滅不可，看看阿九團隊，巴結中國巴結得不得了，到現在還有親中反日的現象，若要如此，中國黨就留在中國，不要三心二意，會害死藍綠生命共同體的台灣2,300萬人。
(撰於2008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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